朱元璋的佛缘

朱元璋的佛缘

  在历代著名帝王中，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缘分可谓特别深厚，其对佛教制度亦多有建树。朱元璋，濠洲钟离(今安徽凤阳)人，自幼家贫。元至正四年(1344)，淮北大旱，瘟疫流行，由于父母、兄弟相继去世，17岁的他入皇觉寺为僧，后又作游方僧，在淮西的光、固、汝、颍诸州游历了三年多，对佛家的慈悲度世与忍辱苦行有深切的体会。

   由于早年的出家经历，朱元璋对佛法的立教宗旨与义理有着较为全面、透彻的了解，其护法护教的基本态度也是相当明确。每见善信真修，他都由衷地赞叹。

    对于佛教，他笃信佛家的因果学说，认为“定业难逃矣，果报昭然矣”，一生都很注重对佛学义理的研讨。朱元璋一生除亲著《集注金刚经》外，还御制佛教论文集《护法集》，写有大量关于佛教方面的诗文，收入《明太祖集》中的就有文章四十六篇，诗偈若干。其中对佛教去恶扬善的现实意义与辅政作用的阐述，常能发前人之未发。他认识到佛陀立教之目的，在于使人人明了祸福因果，明心见性，仁慈忍辱，诸恶不作，百善奉行，意在消愆而息祸，利济群生。

     他极为重视佛教的辅政作用，将佛教事务视为朝中大事，对佛教制度、僧寺清规多方整饬，期望以此整顿僧团，去淤除垢，“振扬佛法以善世”。为加强朝廷对佛教事务的管理，洪武元年，朱元璋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，命僧慧昙管领佛教，又置统领、副统领、赞教、纪化等员，以掌全国各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。洪武十五年，又仿宋制，在南京设僧录司，有左右善世、左右阐教、左右讲经、左右觉义等职，由礼部任命；各府设僧纲司，州设僧正司，县设僧会司，督导僧众行仪并主管考试等事务。洪武五年，他下诏对各地僧人普给度蝶，废除过去的免丁钱。洪武十七年，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，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，并加考试，不通经典者淘汰。洪武三年，朱元璋召集各地僧耆，将全国佛教寺院划分为禅、讲、教三类，以便于统一管理及督促僧人专心办道。其中禅寺为不立文字，专求明心见性的禅宗寺院;讲寺则包括禅宗外的各个宗派，主要从事于弘扬诸经义旨，并依之修持的寺院;教寺为专修瑜伽教法及应赴各类佛事的经忏寺院。洪武二十五年，还进一步制定了禅、讲、教三类僧服色别，成为明代佛教制度的一大特色。

     朱元璋还很重视佛教经典的整理、流通与讲习，洪武五年，他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，启建“广荐法会”，组织力量点校、刻印藏经，到洪武三十一年，共收录佛典一千六百余部七千多卷，史称“洪武南藏”。他亲著《集注金刚经》，还多次下诏命天下僧人讲习《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楞伽经》，对禅宗在明代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此外，他还常对佛教具体事务，如寺院住持人选、礼佛诵经之法、佛事仪规等亲自过问，可见其对佛教重视关心的程度实非同一般。